郑永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更新日期:2022年06月02日

       讨论了传统社会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当代中国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然而, 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

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 1911年孙中山先生发起的革命,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 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仍然可以像对传统知识分子进行分类一样对当代知识分子进行分类。我们可以发现, 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本质没有变, 只是名称和内容变了。我们仍然可以将当代知识分子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按照前面的顺序, 我们先看看体制外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
       传统上, 这个团体是道教。当代中国也有“道士”对知识感兴趣, 自愿被边缘化。然而, 与传统的“道教”不同的是, 除了宗教意义上的当代道教之外, 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都关注社会现实。不过, 这个群体并不大。下面要强调的是, 商业化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 传统道家所拥有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这一点只是为了表明存在一群对权力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体制内的附属知识分子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这个群体传统上是儒家, 但现在更加复杂。这里有几个变化。第一个大的变化是传统儒学中的“规范”和“忠诚”派系已接近消失。传统儒家有强烈的“忠于皇帝, 爱国”的思想。虽然人们可以批评“忠君”和“爱国”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君”不是“国”!但是这个想法太现代了, 因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外人士都把两者看成是一回事, 即“统治者”就是“国家”, 或者至少“统治者”代表“国家”。事实上, 在一些忠诚的儒家中, 两者是有区别的。有时, 儒家对“国家”的忠诚甚至连“统治者”都无法接受。说真话要付出很多代价。一些儒家为了“国家”而批评“统治者”,

导致丧生。在这里, 许多儒家的忠诚是绝对的, 无论是对“王”还是“国”。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 千百年来, 这种儒家的忠诚精神从未消失。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说的“良心”。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非常重要。中国传统的王权不受太多限制, 知识分子的“良心”所产生的道德对皇帝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如此, 这些忠臣(“中诚”)一直受到后人的尊敬和仰慕。然而, 这种知识的“良心”正在迅速消失。今天,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的无尽压力和诱惑。传统上, 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压力和诱惑只来自权力。物质和经济利益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实质性。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制度中, 知识分子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因此, 人们称知识分子为“高尚”, 也就是说, 他们不是有经济利益的人。 “五桶米不低头”是知识分子的信念。现在呢?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压力和诱惑。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在农业社会中坚守的“良心”精神, 在当前商业革命的冲击下迅速瓦解。没有这个“忠诚”的群体, 中国制度的知识分子中就只剩下“依附”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么依附于权力, 要么依附于利益。依赖系统的知识分子现在也很复杂。传统上只有儒家集团, 但现在有很多集团。依恋类型的多样性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当今社会利益多元化, 利益多元化, 当权者需要相应的多元化支持和追随者。其次, 这也说明了正统的权力意识形态正在衰落。儒家是传统王权的意识形态, 几千年不变。但今天的政权不再拥有像儒家思想那样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 当权者将到处寻找各种知识的支持, 借用有用的东西。因此, 即使在“依赖”的知识群中, 不同的子群也是矛盾的,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那么, 子群体用什么来附加和支持权力呢?简单地说, 有两个。一是从西方引进的知识, 二是从中国传统继承而来的知识。输入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等。
       继承的传统知识主要是儒家思想。改革开放后, 儒学经历了快速复兴, 主要体现在所谓的“国学”运动上。无论是从西方引进还是从传统继承而来, 他们都在捍卫现有的政权。当然, 很容易发现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无论哪种方式, 都希望能够影响权力并成为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护教者相信他们的教义, 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相信宗教神学一样。那么体制外的强权对手呢?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反对权力的人也是为了权力。那么, 问题是这个团体用什么来对抗权力?事实上, 与“依附”群体一样, 也有两个亚群体, 一个是输入西方知识反对权力, 另一个是中国传统, 主要是儒家传统, 反对现有权力。其中, 第一个子组是主流。清末以来,

中国传统型国家一次次被西方型国家打败。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完全失去信心, 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 “新文化运动”期间, 中国所谓的“百家争鸣”。但这100家公司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都不属于中国。当然, 当时也有坚持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 但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各种洋学说在中国互动非常激烈的竞争。早期, 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 因为很明显西方伟大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不难理解, “五四”将西方的成功概括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然而, 1911年革命失败后, 自由主义退出竞争, 获胜者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 也有外在条件和内在条件。外部条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革命的成功。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眼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苏联革命的成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功。因此, 知识分子迅速转向后者。内部条件是,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实现西方自由制度的现实可能性不大。显然, 西方制度是西方社会和经济数百年发展的产物, 很难移植到其他文化中。自由主义没有演变成中国的政治制度, 但西方的价值观却幸存了下来。除了1930年代蒋介石时代, 当权者试图恢复中国传统(又名新生活运动), 中国的土地传统上一直是各种外国思想的竞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后, 西方自由主义成为其竞争对手和对手。然而, 接受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优越的如上所述, 依赖知识分子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升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同样, 反对者试图将西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来为该政权的非理性辩护。可以说, 中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中国有的是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在批评者中, 也有人试图将西方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在一起, 例如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显然, 与“依附”知识分子一样, 反对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个就是上面强调的, 都是为了权力, 很像执政党和在野党。反对权力的目标是有朝一日拥有权力。其次, 对手也不是解释事物的知识体系。他们对解释世界不感兴趣, 他们对改变世界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不是知识的生产者和拥有者, 而是知识的使用者和应用。第三, 可以说,

和“依附”的知识分子一样, 反对者都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的目标是建设他们想象中的国家。然而, 他们的智力想象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和理解, 而是借用了已有的智力想象。差异是他们从各种借来的知识系统中想象出来的。第四, 像“依赖”的知识分子, 反对者也是各式各样的说教。他们用各种西方价值观或道德来评判人、机构和文化。他们无法解释世界, 但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动力。上面我们举的例子, “看不到病人病的医生, 说病人病错了”, 就非常适合这个群体。我曾在其他场合使用过橘子和苹果的例子来分析这个群体。如果说西方是苹果,

中国是橙子, 那么这些人就是用解释苹果的理论来判断橙子;如果橙子不像苹果, 那么橙子就错了。当然, 他们批评橙子的目的, 就是把橙子变成苹果。在西方, 虽然有捍卫或反对权力的知识分子, 但主体是那些解释事物和世界的人。中国没有这个以解释事物和世界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 所以知识分子想要获得权力, 往往会转向权力。依附于权力的人和反对权力的人因此具有相同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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